陸羽《茶經(jīng)》書影
茶，是中國對世界貢獻的最重要的飲品。關于茶葉和飲茶習俗西傳的問題，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已有研究表明，唐代茶已傳入吐蕃和回鶻，五代宋遼金元時期，漢人周邊的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人民也逐漸形成了飲茶的習俗。最遲至15世紀時，茶葉已較大量地傳入中、西亞地區(qū)了。17世紀以后，歐洲人將茶葉作為飲品原料大量地從中國進口。中國茶向西傳播的歷史雖然大體能夠勾勒出脈絡，但15世紀以前茶葉在西域以西地區(qū)的流傳情況還缺乏明確的證據(jù)，只模糊地知道，波斯、阿拉伯人接觸茶葉的時間是很早的，但飲茶習慣的形成則要晚得多。本文將利用中古時代波斯、阿拉伯文文獻，同時結合漢文史料記載，考察中國茶在波斯、阿拉伯地區(qū)的早期(10—15世紀)傳播歷史，兼論契丹、吐蕃和蒙古人在茶葉西傳過程中所起的媒介作用。
一、關于中國茶的最早記載
目前已知波斯、阿拉伯史料關于中國茶的最早記載是9世紀成書的阿拉伯文文獻《中國印度見聞錄》(Akhba?r al-?īn wa al-Hind)：
國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國的鹽稅以及泡開水喝的一種干草稅。在各個城市里，這種干草葉售價都很高，中國人稱這種草葉叫“茶”(sa?kh)。此種干草葉比苜蓿的葉子還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開水沖喝，治百病?！踩祟^稅、〕鹽稅和這種植物稅就是國王的全部財富。
多數(shù)研究者認為，這條記載僅能代表穆斯林旅行家蘇萊曼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并不能證明當時茶已經(jīng)西傳到波斯、阿拉伯地區(qū)。其中記載的“茶”的名稱sa?kh，語源不明。
除了這條文獻外，長期以來為學者所知曉的就只有10—11世紀波斯大學者比魯尼(Abū Rayh?a?n Muh?ammad b. Ah?mad Bīrūnī)關于中國茶的記載了。20世紀初歐美東方學家引用他的記載時，多利用德國文獻學家克倫科(F. Krenkow)編輯的比魯尼《中國見聞錄》(Nubadh fī Akhba?r al-?īn)，其中將中國茶稱作ja?。我國黃時鑒先生后將此“ja?”與藏語“茶”的讀音ja聯(lián)系起來，嘗試構擬藏語ja > 阿拉伯語ja?的假設，同時指出亦有語言學家認為阿拉伯語的“茶”是從波斯語借入的。筆者認為，比魯尼筆下的ja?并非阿拉伯語，而是用阿拉伯文書寫的波斯語cha?。比魯尼的著作雖是用阿拉伯文寫成的，但他本人卻是波斯人，因此他對兩種語言都十分精通。由于阿拉伯文中沒有ch這個字母，會經(jīng)常把波斯文ch寫成j。因此，比魯尼用阿拉伯文記載的ja?，完全等同于波斯語的cha?。
20世紀后期，隨著西方學者對波斯、阿拉伯文文獻研究的不斷深入，比魯尼的集大成著作《醫(yī)藥書》(Kita?b al-?aydana)被整理刊布出來，其中有一條專門的詞條對中國茶作了介紹，在這里“茶”被清楚地寫作cha?。
茶(cha?)，大食人用阿拉伯語讀作?a?。這是一種生長在中國(al-?īn)的植物。
〔據(jù)說茶是漢語詞匯，指生長在當?shù)馗吆０蔚貐^(qū)的一種草本，在契丹(Khat?a?，即北中國)和泥婆羅(Nipa?l，即尼泊爾)也有種植。根據(jù)顏色的不同，茶可分為：白茶、綠茶、紫茶、灰茶和黑茶。白茶是最上等的，它的葉片細長而芳香，比其他所有種類都更有益于人體，白茶極為珍稀而難得。其次是綠茶、紫茶、灰茶和黑茶各種?！?/p>
人們烹煮茶葉，曬干后貯存于方罐中。需要的時候放入熱水中制成舍里八(sharbat)飲用。舍里八還是一種藥物，但沒有藥物的害處，很有益處。它可以當水喝，但猶擅解酒。因此它被販運到了吐蕃，因為當?shù)厝擞行锞频牧晳T，沒有哪種藥比茶更能解酒了。那些販運茶葉到吐蕃之地的人，只愿意用麝香來交換。
《中國見聞錄》(Akhba?r al-?īn)一書記載，〔30包茶葉價值1迪拉姆(dirham)，其味甜而酸。煮沸后，酸味就沒有了?！巢枞~比紅豆草細長，味道也更佳，但有一點苦。當把它煮沸后，苦味就出來了。茶葉在鮮嫩的時候放在一起搓揉、搗碎。放入熱水中，空腹喝下，能夠降火清血。
有人去過中國出產(chǎn)茶葉的地方，說那個國家的君王住在揚州(Yanjū)城，城中有大河穿過，如報達(今譯巴格達)城中的底格里斯河一般。河兩岸遍布酒坊、燒窯和店鋪。人們聚在那里喝茶，就像在印度人們在特定的地方飲食大麻一樣?！材抢锏膰跏杖∪祟^稅，〕人民禁止買賣茶葉，因為茶〔和酒〕皆歸國王所有。他們的法律規(guī)定茶葉為專營，若有人未得國王許可販賣鹽或茶，就會以盜賊論處，而在那里盜賊會被處死，他的肉要被吃掉。
那些地方的稅款納入國庫，其利潤可比金、銀礦之所出。
《藥理學》(Qara?ba?dīn)記載說，茶是一種植物，出產(chǎn)自秦(中國)。在那里茶被制成圓餅，販運到周邊地區(qū)。這些藥學著作還記載了茶葉的起源：秦國的君主對一個侍臣發(fā)怒了，遂將他驅逐出城，趕到荒山中度日。侍臣〔感發(fā)高燒，〕臉色蒼白、身體虛弱。一日，他拖著虛弱之軀在山谷中跋涉，饑餓萬分。他見到的只有茶樹，便把茶葉吃了下去。過了一段時間，〔發(fā)燒痊愈了，〕他的健康狀況和臉色都有所改善。就這樣堅持下來，他的力氣增強了，臉色變好了。
君主的另一位近侍偶然經(jīng)過，看到了他身上發(fā)生的顯著變化，就向君主匯報了此事。君主對此甚感詫異，召回這位被流放的臣子來到御前。當君主看見他時，由于他展現(xiàn)出的巨大的變化，君主〔一時〕沒有認出他，直到問他的情況時，才認出是他。〔君主看到他跟被驅逐之前一樣健康，非常高興，便詢問他是如何康復的?！秤谑沁@位侍臣就講述了自己的奇遇，并介紹了茶葉的神奇特性?！簿麟S即下令查驗這些茶葉，〕醫(yī)師們用它來試驗，弄清了茶的益處，并開始用它制作藥物。
比魯尼的這條記載向我們展現(xiàn)了10—11世紀的波斯學者對中國茶的了解程度。比魯尼關于茶的知識有兩個來源，一是來自前人記載，二是源于他自己的見聞知識。很明顯，其記載后半部分的逸聞故事是引自前人著述，作者也標明了出處;而前半部分記載則更像是他自己的見聞知識。首先，他記載了茶葉的產(chǎn)地，除秦外，還有契丹和泥婆羅。比魯尼的時代，契丹已經(jīng)在中國北方建立了政權，如果這條記載抄本上沒有問題的話，那么可以知道當時中國南北分治的政治格局已然為波斯、阿拉伯地區(qū)所獲知。
此外，引文中關于吐蕃與中原王朝茶葉貿易的記述格外值得注意。這段描述反映的是宋朝與吐蕃之間茶馬貿易的情況。漢蕃之間的茶馬貿易自唐代就已經(jīng)開始，到了北宋時尤為興盛，吐蕃是宋朝實施茶馬貿易的主要對象。而波斯人比魯尼得聞這條信息的渠道頗含深意。根據(jù)漢文史料的記載，吐蕃諸部通過向宋朝進貢方物來換取茶葉，仔細檢看吐蕃諸部的貢物種類，便會發(fā)現(xiàn)其中含有許多非吐蕃土產(chǎn)的域外之物。如熙寧十年(1077)西蕃邈川首領董氈向宋朝進貢珍珠、乳香、象牙、玉石、馬匹;元祐元年，董氈又貢乳香。珍珠、乳香、象牙、玉石，皆非吐蕃土產(chǎn)，其中的乳香則是波斯、阿拉伯的特產(chǎn)香料，這說明吐蕃與波斯、阿拉伯地區(qū)之間存在著直接或間接的貿易往來。結合比魯尼記載的吐蕃信息，證實了兩地區(qū)間存在的交往交流。那么，波斯、阿拉伯的乳香如果能通過吐蕃進入中原漢地，那么理論上，漢地的茶葉也完全可能通過吐蕃傳入伊朗。
《宋會要輯稿》載：“光堯皇帝建炎三年(1129)三月七日，宰臣進呈張浚奏：大食國遣使進奉珠玉寶貝等物，已至熙州。上宣諭曰‘：大觀、宣和間，茶馬之政廢，川茶不以博馬，惟市珠玉。故馬政廢缺，武備不修，致胡虜亂華，危弱之甚。今若復捐數(shù)十萬緡貿易無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yǎng)戰(zhàn)士?宜以禮贈賄而謝遣之?！秉S時鑒對這段記載中北宋茶馬貿易的對象“大食國”是否指波斯、阿拉伯表示懷疑。筆者認同波斯、阿拉伯與宋朝直接發(fā)生聯(lián)系的可能性較低。從比魯尼的記載亦可看出，10—13世紀東西陸路交通阻隔，波斯、阿拉伯地區(qū)對中國少數(shù)民族政權的了解，要超過對漢族政權的了解。比魯尼關于“中國茶”的記載表明，他掌握的契丹、吐蕃的知識是“新鮮”的，而對中原王朝情況的記載則全是抄襲前人的“舊事”。由此可見，這一時期中國茶知識的西傳，更多得力于漢族周邊少數(shù)民族的貢獻。
在比魯尼的這條材料之后，茶在波斯、阿拉伯文獻中似乎又消失了，勞費爾對此感到十分困惑。但筆者認為，關于茶的記載一定是存在的，按照比魯尼所言，在他之前的阿拉伯醫(yī)學書籍就已經(jīng)記載了茶葉的功效了，這表明關于茶的記載不會少。那么這些記載無跡可尋的原因，會不會是因為波斯、阿拉伯人另有其他的稱謂來稱呼茶，致使我們沒有辨認出來呢?
二、茶在波斯、阿拉伯文獻中的別稱
12—13世紀波斯植物學家伊本·拜塔爾(Ibn al-Bayta?r)在他的《藥草志》中摘引10世紀末的伊本·盧德萬(Ibn Ru?va?n)的記載，介紹了一種名為sha?h-i Chīnī的藥物：
我們得到的這種藥，呈片狀，黑而且薄，是用某種植物的汁配制而成的。該藥似降溫劑，能治療發(fā)燒引起的頭痛和發(fā)炎腫塊。根據(jù)這種情況，人們常常將其研成粉劑，撒在病灶。
14世紀初波斯史學家拉施都丁(Rashīd al-Dīn Fa?l Alla?h Hamada?nī)在其《史集·忻都、信德與怯失迷兒史》(Ja?mi? al-Tava?rīkh: Ta?rīkh-i Hind va Sind va Kishmīr)中也提到此物：
在馬八兒地區(qū)，由于空氣污濁，食物容易變質，人如果吃放了半天的飯，就會死亡。因此，人們把飯和sha?h-i Chīnī、大麥殼一起烹煮后食用。
同時代地理學家迪馬士基(Shams al-Dīn al-An?a?rī al-Dimas?hqī)的《陸地與海洋的奇跡》(Nukhbat alDahr fī ?Aja??ib al-Barr wa al-Ba?r)記載，在中國海域的一個島上，有大量的肉豆蔻、核桃、丁香、肉桂和sha?h ?īnī。sha?h ?īnī的葉片類似蔞葉，它的汁液類似爪哇香的汁液。
以上幾種文獻中出現(xiàn)的Sha?h-i Chīnī(波斯語)和Sha?h ?īnī(阿拉伯語)的字面意思都是“中國之王”，那么這是一種什么物質呢?前人學者沒有給出明確答案。但筆者在拉施都丁的農學著作《跡象與生命》(āsa?r va A?ya??)“茶”詞條中，找到了線索。
關于茶樹的知識
按照我們這里的醫(yī)生〔的說法〕，它被稱作“中國之王”(shah-i KHLQ)，蠻子話和契丹話稱之為“茶”(cha)。
它生長在蠻子——也就是秦(Chīn)的一些地方，在QM jū地區(qū)的所有山林荒野中也都生長。樹木大小與桃金娘樹相似，葉片形似石榴葉，但較之略小，全部為綠色。采摘茶樹葉片，將其放入鍋中以蒸汽焙炒，再放在太陽下曬干。如果能使它免于受潮的話，其功效可以保持好幾年。
茶葉作為商品被運至秦和契丹各地，〔那里〕人們飲茶甚多。茶是一種大宗貿易品，從茶葉貿易中可獲取豐厚利潤，但在忻都斯坦人們很少飲食。
在屬于契丹之地的秦州(Chīn chīū)，有另外一種茶，其樹木更加高大，葉片也更大，只比橘樹的葉子略小，厚度則差不多。在那里按照租契的規(guī)定，〔承租者〕每年要向官府納稅。人們不能隨意出售茶葉。每人允許販運的茶葉數(shù)量，以及根據(jù)租契需要交納的茶葉數(shù)量，都有規(guī)定。
根據(jù)泡出的汁液的不同，茶葉可分為：御茶、中檔茶和普通茶。御茶是將麝香、樟腦及其他配料與茶葉混合在一塊壓制而成的，有專門的官員監(jiān)制。將茶葉用磨石碾碎，像〔碾磨〕海娜花(h?ana?)那樣，然后用篩子篩好，再用紙卷包裹起來，在上面蓋上官印，以繳納商稅(Tamgha?)。任何人不繳稅就不能販賣，違者獲罪。就這樣茶葉用紙包著被運往各地，它是一種大宗商品。它的口味和功效〔能一直保持〕。
有一種我們稱為“茶”的最早的茶(cha?y-i avvalīn)，是一種野生的茶葉，那種茶也要繳稅。但生長在荒野上的茶無需租契，任人隨意采摘。
忽必烈合罕下令將茶樹運至契丹之地，栽種在花園中，茶樹長大后，任何想栽種茶樹的人皆可移植。茶樹不論在熱帶還是寒帶都能生長。合罕在汗八里附近的中都城種植茶樹，那里就屬寒帶。這種茶樹開黃色的花朵，大小如桃花，種子如鷹嘴豆般大，呈黃色。
栽種此樹，可通過播種、扦插和栽種幼苗的方法，每種皆能成活。用浴室排出的污水澆灌其根部，能使樹木快速、茁壯地成長。
在生長“晚茶”(cha?y-i a?kharīn)的地方，生活著能產(chǎn)麝香的麝鹿，它們以芳香的樹枝和草料為食，如甘松等。
這段記載第一句就指明，波斯醫(yī)生稱為sha?h-i Khita?y的東西，中國話稱為cha。這表明，茶除了音譯cha之外，還有另一個稱謂，叫作sha?h-i Khita?y，而這個sha?h-i Khita?y才是波斯人稱呼茶的更加常用的名字。sha?h-i khita?y字面意思也是“中國之王”，這顯然是一種意譯，反映出波斯人對中國茶的價值的總體評判。外來物品同時擁有音譯和意譯兩個名稱的現(xiàn)象很常見，例如在現(xiàn)代漢語中，“芝士”(cheese)和“奶酪”、“撲克”(poker)和“紙牌”都是這樣的命名邏輯。
無論是波斯語sha?h-i Chīnī和sha?h-i Khita?y，還是阿拉伯語sha?h ?īnī，其含義都是一樣的，所指的事物也應一致。且根據(jù)前文所引文獻對“中國之王”的描述，很像是一種茶葉的加工品。伊本·拜塔爾描述說，它是黑色的薄片，可以碾碎外敷，功效是清熱消炎。唐宋時期中國流行一種叫做蠟茶或蠟面茶的茶餅，是在茶葉中加入香料膏油后壓制成餅?！蹲C類本草》中記載了皮膚上生瘡，可以將蠟面茶研磨成粉末后外敷于瘡口的方子，與伊本·拜塔爾所述頗為契合。而《史集·忻都、信德與怯失迷兒史》和迪馬士基的描述皆指出“中國之王”在熱帶地區(qū)的應用，這與茶清熱降火的性質有關。
三、蒙元時期中國茶在波斯、阿拉伯地區(qū)的流傳
波斯農書《跡象與生命》中關于茶的記載代表了蒙元時代波斯、阿拉伯人對中國茶知識最全面的了解。其記載主要包含五方面內容：
第一，該書首次將茶的音譯和意譯兩種稱謂聯(lián)系起來，把新舊名稱作了勘同。
第二，該書首次較詳細地記錄了茶葉在中國的產(chǎn)地：蠻子田地(南中國)的QM Jīū和契丹之地(北中國)的Chīn Jīū。
QM Jīū，從對音上判斷，可與“甘州”“劍州”和“贛州”(kam t?i?u)對應。但從產(chǎn)茶角度來看，甘州可以被排除，劍州和贛州皆在元代產(chǎn)茶區(qū)內;但拉施都丁指出此地屬于蠻子田地，那么劍州就也應被排除，因為劍州地處四川，元時屬于漢地，即拉施都丁所說的契丹之地，而不在蠻子地區(qū)內。因此，只有贛州較為符合。
若從元朝茶葉生產(chǎn)的實際情況來看，QM Jīū也有可能指的是建州(ki?n t?i?u)，只是在對音方面，不太契合。建州是唐代的地名，元時稱建寧路。波斯語文獻記錄中國地名時，常常只取第一個字，再加上一個“州”字，所以將“建寧”簡稱作“建州”亦為合理。此地自唐代至元代，一直是中國最著名的茶葉產(chǎn)區(qū)，當?shù)厮a(chǎn)茶葉有“建茶”之稱，也是朝廷指定的主要貢茶品種。元朝在此設有“建寧北苑武夷茶場提舉所”，“掌歲貢茶芽”。
Chīn chīū，王一丹教授認為是“秦州”，秦州元代屬陜西省，宋代在此設榷茶司，明代設茶馬司，控制對西番的茶葉貿易。川陜一帶出產(chǎn)的川茶可由秦州販運至西番，可能就是Chīn chīū之所指。
第三，該書詳細記載了元代的茶法。拉施都丁對茶場租契、憑引買賣、貢茶、“官印筒袋關防”包裝等細節(jié)作了細致的描述，與元代的茶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第四，該書記載了忽必烈汗下令在汗八里附近的中都栽種茶樹一事。中都，是指營建元大都以前的舊中都，即過去的金中都。蒙古人占領金中都后，改稱其為“燕京”;忽必烈即位后，于中統(tǒng)五年(1264)又將“燕京”改為“中都”，并在中都附近大力營造新城，即后來的元大都(汗八里)。而忽必烈下令在汗八里附近栽種茶樹一事，就發(fā)生在營建元大都之際。此事在《史集》中也有記載，說忽必烈下令修建元大都之際，“從每個地方運來了各式各樣的果樹，栽植到了該地的花園和瓜園中”。同時代的馬可·波羅也證明了此事之真實，他的行紀記載說“：此處有一山，百步之高、方圓逾一哩。山上植滿美樹，皆不落葉，四季常青，冬夏皆有果實，芳草鮮美。當偉大君主聽聞某地有佳木，便命人將其連根帶土一同掘出，驅大象負載運來，栽植于山上。不論樹之大小，皆如是移植。由此一來，那里便聚集了世間最美的樹木?！睈蹱柹?Thomas T. Allsen)指出，蒙古人視樹木為新生和長壽的象征，因此蒙古統(tǒng)治者們都很重視植樹事業(yè)。
值得注意的是，伊利汗國的合贊汗也做過同樣的事情，他曾下令將伊朗各地的植物移植到他的都城貼必力思(Tabrīz，今譯大不里士)去，此事也同樣記錄在了《史集》中。忽必烈和合贊高度相似性的舉動，不能不令人感到合贊汗是受到了忽必烈的影響。而拉施都丁在這一事件中，恐怕發(fā)揮了關鍵的作用。他很可能是從漢地過去的孛羅丞相那里了解到忽必烈的這一政策，進而向合贊汗建議也這樣做。至少拉施都丁對合贊汗這項命令一定是大力支持的，甚至移植樹苗的具體工作也是由他負責實施的。因為他對農學、植物學的濃厚興趣使他不可能不對這樣的工作抱有熱情——他在自己的拉施特鎮(zhèn)上開展植物栽培的舉動就證明了這一點。正是拉施都丁對此事的認可和推崇，使他在自己的兩部著作中多次記載了元朝和伊利汗國的植物移植行動。
第五，該書描述了茶樹的培育方法。王一丹認為，拉施都丁關注到了茶在中國的情況，但沒有告訴讀者伊朗是否成功繁育了茶樹，以及波斯人是否習得了制茶的工藝。筆者認為，波斯人當時應該尚未學習制茶，因為制茶工藝與飲茶風氣相輔相成，飲茶風氣未形成時，制茶也沒有存在的理由。但在當時，茶的藥用價值已為伊朗人所熟知，對于熱衷醫(yī)學事業(yè)的拉施都丁來說，在他自己的試驗田中培育茶樹是非常有可能的。拉施都丁在介紹茶樹栽培法時，特別提到用浴室污水澆灌可助其成長。這種方法不像是來自中國。中國的各種農書中，皆未提到過這種方法，在中國常用的方法是利用便溺蠶沙類肥料進行施肥。而利用浴室污水增肥的手段，更像是擁有發(fā)達的浴室體系的波斯人自己的實踐經(jīng)驗。由此可以推斷，茶樹在伊朗是得到了栽種實踐的。
在知道sha?h-i Chīnī/sha?h ?īnī就是茶葉之后，再來翻檢有關它的記載，便能很快找到蒙元時代中國茶在西方傳播的蹤跡。《拉施特書信集》(Muka?taba?t-i Rashīdī)中收錄了一封忻都的滅里·阿老丁寄給拉施都丁的信，信中除表達對拉施都丁的問候之外，還附上了一份禮品清單，言明這些禮品將通過巴士拉的商人送給拉施都丁。在這份禮品清單中，羅列了各種類型豐富的物品，包括織物、寶石、香料、動物、珍饈、器物以及建筑材料。其中就有大量來自中國的特產(chǎn)，包括20曼的茶葉(sha?h ?īnī)。而在阿拉伯半島的也門，1304年拉蘇勒王朝曾向馬穆魯克贈送了一批禮物，其中有中國的麝香、錦緞、瓷器以及茶葉(sha?h ?īnī)。
梅維恒(Victor H. Mair)、郝也麟所著《茶的世界史》，是關于中國茶的世界傳播史的新作，其中第12章“征服新世界”是對茶葉在伊斯蘭世界傳播的論述。其中對于蒙古西征軍最早為伊斯蘭世界帶去了喝茶習俗的觀點，持懷疑態(tài)度。諸多材料都反映出一個史實，即茶早期傳入伊朗時可能是作為一種藥物而非飲品。一方面，中古時期能夠運送到伊朗地區(qū)的茶葉數(shù)量想必不會太多，因而不可能供飲茶所用;另一方面，相較于苦澀的口味，茶葉的治病功效顯然更能受到異域人民的歡迎。因此，傳到伊朗的中國茶最早被那里的醫(yī)生、藥學家所關注和了解?？梢哉f直到蒙元時代，茶葉的醫(yī)藥效用都是它在波斯、阿拉伯地區(qū)的最主要用途。
可以看到，蒙元時期波斯、阿拉伯文獻中關于中國茶的記載多了起來，這無疑要歸功于蒙古西征帶來的東西交通的暢通。盡管西征時的蒙古人還沒有飲茶習俗，但其構建起的“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為中國與波斯、阿拉伯地區(qū)的物質交流、信息交流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最佳的通道。茶葉作為古代中國最有特色、流行時間最長的特產(chǎn)之一，沒有理由默默無聞甚至銷聲匿跡。9世紀沉沒的阿拉伯黑石號商船上發(fā)現(xiàn)的寫有“茶盞子”長沙窯瓷碗，就反映出中國茶文化向海外無意識地輸出。相信隨著新材料的不斷被發(fā)現(xiàn)，茶葉在伊斯蘭世界早期的傳播歷史會越來越清晰。
來源：“西北大學伊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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